2022年，面对疫情再次大规模暴发和俄乌冲突的超预期影响，我国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推出一揽子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在二季度跌入谷底后呈现回稳势头。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去年全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21万亿元，增长3.0%。但与此同时，我国面临的外部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国内需求不足矛盾凸显，市场主体预期转弱，财政金融风险有所暴露。如何研判2023年我国经济发展趋势和宏观政策取向？对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国家信息中心总经济师祝宝良以及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

中国经济将从“外循环”更多转向依赖“内循环”

《金融时报》记者：2022年我国经济面临复杂多变的局面。从外部形势看，全球通胀、供应链短缺、国际局势等问题短期内难以完全解决；从内部形势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压力。您认为2023年我国经济将呈现出哪些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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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正生：回顾2022年，海外需求维持韧性，但俄乌冲突带来供给冲击，进一步推高全球通胀，引发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央行强力紧缩货币。在此背景下：一方面，中国出口保持较高增速，“外循环”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内循环”却遭遇地产下行、疫情散发的多重冲击。另一方面，国内外货币政策“松紧差”走阔，中美利差较快收窄，人民币汇率贬值及国际资本外流压力加大，中国货币政策宽松所面临的外部掣肘增强。展望2023年，预计海外经济衰退风险逐渐加大，通胀可能加速回落，美联储可能由加息转为降息。中国经济将从“外循环”更多转向依赖“内循环”。

目前中国出口市场的占有率仍然保持着优势。为排除能源等大宗商品出口的影响，我们采用中国与主要制造业出口地区的出口总额之比[口径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贸易方向统计的到岸价数据]，来衡量中国出口市场占有率。2020年至2022年7月，中国相比全球主要区域，尤其是欧盟、日韩地区的出口额，都明显上了一个台阶。2023年，中国出口市占率的优势有望延续，面临的主要压力是外需的收缩。一是受高通胀和货币紧缩影响，2023年或是美欧经济衰退兑现之时。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数据以及各国公布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我们计算了我国对外出口金额加权的全球制造业PMI，该指标对中国出口同比有约3个月领先性。由于欧美经济已步入下行通道，该指标自2022年6月起加速回落，10月和11月降至50以下的低位(仅高于2020年海外疫情暴发初期)，预示中国出口下行压力还将加速显现。二是随着美国从补库存过渡到去库存，可能会放大中国外需回落的压力。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库存总额的同比增速于2022年6月续创历史新高后，7月、8月回落势头已现。美国经济近几轮去库存期间，中国对美出口均面临较大的回落压力。预计2023年全年，中国出口增速落入负值区间，进口维持小幅正增长。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领先指标看，G7国家领先指标目前仍处于下行趋势，中国领先指标自2022年三季度已有企稳趋势，二者拐点分别早于中国出口、进口增速约三个季度。2023年中国内需有望继续修复，但外需下行压力将进一步凸显，中国“出口—进口”增速差逆转。

中长期看，全球供应链重置的可能性会给中国出口的持续增长带来潜在压力。一方面，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严格防控，已对供应链稳定性造成挑战。基于对疫情封控措施、供应链韧性和中美关系的考量，部分外资企业正考虑将供应链迁至其他地区。2021年以来，尽管中国出口市场占有率整体维持高位，但相比于东盟十国和印度的出口份额却呈现下行趋势。另一方面，欧美发达经济体对产业链安全的诉求提升、关键领域的大国博弈日益加剧。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就开始放缓，这鲜明地体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需动能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商品和服务出口在中国GDP中的占比，从2007年的35%以上开始下滑，2019年为18.4%，疫情之后由于外需的爆发和中国的供应链优势，这一占比才有所回升。2020年到2022年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有很强的阶段性因素，但外部“逆全球化思潮抬头”“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的大环境仍在演绎。新发展阶段下，我国经济发展必须更多依靠内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此外，防疫政策优化或有助“内循环”。2020年年初以来，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居民和企业的预期和信心产生根本性压制。这体现为：一方面，企业不敢投资。可选消费行业需求受疫情冲击较大， 2020年以来其占制造业投资比例显著回落。在奥密克戎变种影响下，企业部门的投资活动预期快速转弱。另一方面，居民不敢花钱。可选消费、服务消费因缺乏消费场景往往大幅下降。同时，接触性服务业及住房建筑业表现低迷，就业市场的不确定性加大，居民预防性储蓄上升，消费意愿不足。

2023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在于疫情防控优化后国内疫情的演变。若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国内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人数持续攀升，出于安全考虑，居民可能自发减少外出和跨区域流动。而若随着新冠病毒的变异，在毒性下降的同时，感染能力也下降的话，将有助于2023年消费恢复斜率的提升：首先，线下服务业消费需求能够较快释放；其次，线下服务业吸纳就业人口的能力增强，有助于居民就业及收入预期的改善；最后，近年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增加，疫情好转后，前期的预防性储蓄中将有一部分会转化为消费。

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的可行性探讨

《金融时报》记者：市场普遍认为基于我国经济将出现较明显、全面、积极的改善，2023年全国GDP增速应设定在5%左右。对此，您怎么看？

祝宝良：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化，突出表现在产业链供应链完整齐全，科技水平持续提升；数字经济、绿色产业、高技术产业和装备制造业迅速发展，新经济增长动能不断增强；中央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不高，货币政策处于常态化运行，宏观调控政策空间较大。考虑到我国的潜在经济增长水平、满足就业需求、防范化解风险、提振市场信心等因素，把2023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5%左右是合适的。

首先，居民消费增速将提高。过去三年应对疫情冲击的经验表明，相对于投资和进出口，消费需求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影响最大，疫情一旦发生散发，居民餐饮、出行、娱乐等消费需求马上就出现减少，持续影响在两个月左右。疫情影响下，部分居民收入减少，收入差距有所扩大，边际消费倾向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总体消费增长缓慢。2023年，消费市场将延续高档消费增长较快、中低档消费修复偏慢、服务消费看疫情状况的局面。考虑到2022年消费基数较低，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增速会高于2022年。

其次，投资将平稳增长。基建投资增速会继续维持高位，2022年6月以来各级政府加快推进基建项目审批和前期准备工作，地方政府可根据职责权限对用地、环评等办理作出承诺，项目落地后按规定补办手续，拟在建项目储备加快。政策性银行等准财政资金、社会资金与政府专项债结合，大大增加了基建投资的资金来源，基建实物工作量从2022年三季度开始加快形成，并对2023年的基建投资形成支撑。制造业投资放缓，国家出台了研发加计扣除、设备投资贴息等支持政策，有利于稳定制造业投资。但制造业企业整体盈利下降，科技创新能力总体不足，关键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企业投资能力不高。预计2023年制造业投资增速会有所减慢。房地产投资止跌回升，2021年年底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调整房地产相关政策，通过调降房贷利率、降低首付比例、松绑限售限购政策等支持居民住房贷款需求。地方政府通过适度放宽参与条件、修改竞拍规则、推出更多优质地块等方式在土地供应方面给予房地产企业更多利润空间，鼓励企业拿地，金融机构也加大了对房地产企业的融资支持。这些举措有利于改善房地产企业的资金状况，缓解资金短缺压力。在2022年低基数下，2023年房地产销售、房地产投资会止跌回升。但由于土地购置面积已连续四年下降，新开工面积连续三年下降，部分房地产企业出现了信用风险，2023年房地产投资难以明显改善。

再次，出口将明显回落。我国出口对外需敏感而对汇率变化不敏感，由于汇率的J曲线效应，汇率贬值对出口的影响要滞后一年左右。2023年，世界经济恶化会对我国的出口带来较大冲击。尽管人民币对美元有所贬值，但对一揽子货币基本稳定，人民币贬值对我国出口的提振作用有限。越来越多国家选择与病毒共存战略，对我国医疗物资、居家办公商品需求减少。各国恢复正常生产后，一些回流订单流出我国。各国内顾倾向加剧，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上升，全球产业布局将从注重成本转向更加注重安全和效率，产业链供应链趋于区域化、本土化、短链化，部分产业流出我国。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齐全，配套能力强，出口仍具有韧性。预计2023年我国出口额按美元计算出现零增长。与此同时，大宗商品价格仍处于高位，我国进口会随经济增长而相应增加，贸易顺差减少，净出口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将转为负值。

最后，就业基本稳定。为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对就业的冲击，我国将继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大力援企稳岗，保持就业形势的总体稳定。从目前情况看，我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可拉动城镇新增就业240万人左右，预计2023年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全年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5%左右。基建投资带来的乘数效应对相关产业链和就业的带动作用提升，农民工就业规模将基本稳定在2.92亿人，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00万人以上，高于2022年近100万人，16~24岁青年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青年失业率会处于较高水平。城乡居民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基建投资有利于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工资水平回升，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收入会同步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与经济增长速度会同步增长。

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对于实现这一经济发展目标，您有哪些方面的建议？

祝宝良：做好2023年经济工作，要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会议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把稳需求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合起来，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增强微观市场主体活力，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一，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率可从2022年的2.8%左右扩大至3%，适度扩大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加大中央财政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保持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36500亿元不变，扩大政策性银行对基础设施的投融资力度。通过财政贴息等办法支持基础设施、技改、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等，发挥好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优化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养老、医疗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发挥政府财政支出的经济稳定器作用，政府消费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7%左右，考虑到财政支出有1.2~1.3左右的乘数效应，合理安排政府消费可以有效地拉动经济增长。

第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自主有效。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实体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强信贷增长的稳定性，助力实现扩投资、带就业、促消费综合效应，稳定宏观经济大盘。持续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发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改革效能，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降低实际贷款利率，降低企业综合融资和个人消费信贷成本。加强预期管理，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要适时调整、有进有退，持续支持“三农”、小微企业发展，突出金融支持重点领域，运用好碳减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设备更新改造等专项再贷款。强化对经济转型升级和重大项目的金融支持，引导更多资金投向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更好地服务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建设，用好用足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支持重大项目资本金尽快到位，稳步扩大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试点范围，促进盘活存量资产。

第三，扩大消费需求，推动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稳定社会就业，积极扩大就业渠道，鼓励创业带动就业，发挥失业保险助企扩岗作用，保持居民收入增长，夯实消费需求的基础。拓展消费空间，开展新能源车、绿色家电下乡活动，拓宽耐用消费品销售渠道。持续创新消费业态和模式，适应常态化疫情防控需要，扩大升级信息消费，大力推进智慧零售、智慧旅游、智慧餐饮、数字文化以及“互联网+消费”等消费模式，保持基本消费活力。继续超前布局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打造新型基础设施网络体系，论证推进一批重要农业、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5G通信技术、卫星等新型基础设施体系布局。围绕补短板、强弱项，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项目投资，支持制造业技术改造投资，加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项目投资，加强社会民生、生态环保等领域建设。稳定房地产市场，积极推进保交楼建设，多方协调地方政府监管部门、金融实体、房地产企业，明确项目、房屋交付时间表，推动项目早复工、早交付。优化完善房地产融资政策，降低住房按揭贷款成本，支持居民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加快建立房地产企业纾困机制，设立住房稳定基金，通过债权投资、类优先股投资、买断式股票投资等方式缓解房地产企业流动性困难和信用风险，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第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拓展新增长领域。要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积聚力量进行科技攻关，加快实施一批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能力建设，一是持续推进振兴经济运行各项举措落实落细，完善资金信贷、土地、用能、人力资源等要素支撑保障，持续发挥政策效力。二是围绕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制造业发展，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支持产业链主导企业投资关键产品和零部件。三是加快坚持智能制造主攻方向，推动实施重大技术改造升级工程，加大工业互联网平台和制造业转型升级亟须的装备、软件等领域投资。四是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聚焦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高档数控机床等加大设备投资和研发投入。五是通过加强技术突破、标准引领、示范推广，不断提升传统制造业绿色技术装备产品供给水平，培育新的产业增长点，促进传统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六是加大制造业质量和品牌建设推进工作。

第五，激发微观主体活力。企业活力源于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合理分工和有效配合，凡是市场能自主调节的就让市场来调节，凡是企业能干的就让企业干。该放给市场和社会的要放足放到位，法无禁止即可为；该政府管的要管好管到位，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好政府的职责。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在市场竞争、生产要素使用、产权保护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是稳定市场预期的当务之急，要尽快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政策。

第六，稳定能源粮食物价。抓好粮食生产，确保国内粮食丰收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应。统筹疫情防控和农业生产，做好农资保供稳价工作，以惠农政策、及时发放农资等专项补贴、支农信贷、提高稻谷和小麦最低收购价等方式保护和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做好能源保供稳价工作。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落实煤炭清洁生产再贷款，提升煤炭发电机组效率。落实碳减排支持工具的信贷支持，推动新能源发电设施建设。

钟正生：实现5%左右的增速目标，须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为促进房地产投资企稳、保持基建投资增速、争取制造业投资取得良好成绩。

首先，房地产拖累或将趋弱。为推动房地产行业平稳健康发展，2022年7月以来，在房地产销售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但对比历次房地产调控周期，本次稳地产过程中，销售对房贷利率的敏感性下降，房地产销售趋势性好转可能还需时日。加快推动“保交楼”是促进房地产行业形成良性循环的最关键一步。2022年11月密集出台务实的房企融资政策，有两个积极信号：第一，在地方政府主导保交楼的同时，金融体系配合，可缓解地方政府自身财力不足的问题，这对于保交楼和推动行业形成良性循环至关重要。第二，在“保交楼”的同时，会赋予“保房企”更高权重。前期对房地产纾困策略的主流理解是“保市场不保主体”“保行业不保主体”，这和开发商“要生存”的目标可能冲突。“十六条”要求“对国有、民营等各类房地产企业一视同仁”，商业银行向民营房企提供授信，在改善民营房企预期同时，也能更好推进“保交楼”。展望2023年，房地产新发展模式可能得到进一步部署落实。2021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针对房地产提出“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何为房地产新的发展模式还没有明确定论，不过我们认为发展租赁住房是其中应有之义。从党的二十大报告看，房地产未来将更突出保障属性，要“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郑州房地产纾困模式值得借鉴，这有助于保交楼和房地产市场尽快形成良性循环。

其次，基建投资仍需挑大梁。2023年基建投资仍有必要保持较高增速，但财政“两本账”对基建的增量支持预计将有限：一是2023年公共财政支出继续面临刚性支出的挤压，投向基建的增量资金有限；二是根据国常会和财政部公告，考虑到2022年使用了2021年末未使用的1.2万亿元专项债资金、5000亿元专项债结存限额，2023年专项债投向基建的规模大概率将同比少增。广义财政工具仍需继续发力。一方面，国家发改委公布数据显示，2022年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已为基建项目补充资本金7399多亿元，投向以传统基建为主；据农发行和进出口银行数据，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撬动总投资比例在10倍左右。另一方面，公共财政对基建的支持力度不足，意味着2023年的部分新开工项目，或继续需通过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补充资本金。在项目来源方面，预计2023年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将取得新进展，有助于缓解近年基建项目储备不足的问题。2022年4月26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研究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问题，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从其战略重点谋划的方向看，和“十四五”规划一脉相承。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明确指出“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最后，制造业投资激发新动能。2022年以来，多重因素扰动下制造业生产增速放缓，投资增速却维持在较高位置。展望2023年，制造业投资面临出口回落、库存高位、产能利用率领先下行的不利变化。一是出口回落将对制造业多个子行业，尤其是高资本支出行业的需求冲击较大。出口对中游制造和具备劳动密集型特征的下游消费行业需求拉动较强。 二是企业“去库存”压力仍存，一定程度上挤压企业的现金流、抑制投资意愿。三是领先制造业投资新扩建需求一年左右的产能利用率走弱，或抑制2023年上半年的制造业投资需求。不过，制造业投资仍有结构性新动能，稳定2023年制造业投资需寻求并扩大支撑因素。一是制造业技术改造和新动能行业具备投资潜力，尤其是绿色低碳、智能制造、自主可控及汽车产业链等。技改投资已成为制造业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释放可选消费及线下服务业相关制造行业延后的投资需求。外需回落的背景下，有必要加快“内循环”，如果疫情形势好转或防疫政策进一步优化，并推动可选消费及线下服务业恢复，将有助于释放相关制造行业延后的投资需求。三是财政、货币及产业政策“续力”支持。我们测算，2022年政策支持对制造业投资的拉动在5个百分点左右。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十四五”规划也明确要求“保持制造业占比基本稳定”，2023年进一步的货币财政支持力度可期。

（文章来源：金融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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