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个话题？

在不同的时代，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马尔萨斯来说，人口的增长会带来食物等生活资料的不足；对凯恩斯来说，人口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资本形成总额中大部分来自人口增长；对现代人来说，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是人口红利的创造者。

(资料图)

但无论是哪一派理论，都认为人口与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而对于中国来说，关注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关键的背景：2022年，我国总人口从此前的持续上涨转变到减少85万，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蔡昉的新书《人口负增长时代》出版，重点内容就是针对中国当前时代的人口变化趋势进行剖析并提出应对方案。书主要从四部分进行阐述。第一部分，重点谈如何认识中国目前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不断加深的局面，对于经济的影响如何，挑战在哪些地方。这个部分是全书最重要的部分，占据一半的篇幅。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都是蔡昉对于目前这一新阶段开出的“人口方案”，包括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红利，提升社会福利水平和新时代的发展机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并不仅仅就人口谈论人口，而是从更宏观的角度，从经济发展“做蛋糕”和“分蛋糕”的两个角度，将人口嵌入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中进行解读。因为，人口格局变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人口发展新形势

目前，中国人口格局发生了什么改变？这是本书第一章到第七章重点讨论的内容。

该书第一章先从总和生育率开始说起。所谓总和生育率，是指妇女在适龄阶段平均生育孩子的总数。国际上通常以2.1作为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说，考虑到死亡风险后，平均每对夫妇大约需要生育2.1个孩子才能使上下两代人之间人数相等。

第二个关键词是劳动年龄人口（在中国一般指15-59岁人口，国际上更经常使用15-64岁人口）。和总人口相比，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转折点来得更快，在2011年达到峰值。

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会带来什么？生产者变少，需要被抚养的人上升，抚养比（非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也就上升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本书提出了另外一个侧面，即人口对消费的影响。整体来看老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倾向相对偏低，因此人口老龄化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部分消费能力。2016年中国社科院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最高在23岁，随后在23岁-85岁的区间，年龄每增长一岁，平均消费支出降低1.8%。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都受益于传统人口红利，劳动力充足，消费欲望强烈。但现在，一些新的影响因素浮出水面，包括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龄化等等，本书第五到第六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一个关键问题是，这些新的因素会影响潜在经济增长率。

为此，不久前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指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安排，完善新时代人口发展战略，认识、适应、引领人口发展新常态，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加快塑造素质优良、总量充裕、结构优化、分布合理的现代化人力资源，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这意味着，我国要从传统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从分配领域改革谈起

要怎么做呢？这本书给出了一些建议：进行三个分配领域的改革，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本书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就重点论述了如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社会流动性、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平衡、提升中国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等等。在这本书中，有几个问题可以重点关注：促进人口流动、降低生育成本等。

人口流动创造了相当的价值。过去几十年间，我国的人口不断从乡村流入城镇，一方面使城镇得到充裕而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在客观上也使农村的劳动生产率得到提升。但是本书认为，中国第一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仍然远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就意味着较大比重的劳动力仅仅创造了较小比重的增加值。

因此，仍然需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在这其中，户籍是一个关键抓手。本书提出，继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农民工在城市落户，是城镇化提高质量和保持可持续性的关键。

从人口作为消费者来看，本书认为要提高社会流动性，因为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占比显著地影响到消费潜力的发挥。然而，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社会流动性不可避免地减少了。而社会流动性偏低，也往往导致较低的家庭生育意愿。这时候，就需要通过消除各种障碍，创造其他必要的条件，以达到足够的人口社会流动空间。

教育尤其值得重点关注，因为它是我国从传统的“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重要促进因素。本书认为，我国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然较低，而教育社会收益率的高低排序分别是，学前、小学最高，其次是初中、高中、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阶段。这就要求一方面继续提高我国人口受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创造新红利

除此之外，生育还有一个关键影响因素：家庭尤其是女性的生育成本。这几年，在讨论生育率为何下降的时候，很多年轻人给出的回答是：生育成本过高，包括房价、育儿时间成本、职业发展影响等，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生育意愿，这使得“不划算”成为很多推迟生育的青年人的理由。

怎么做？本书认为，能够产生社会效益的事务，包括育儿和养老，都不能由家庭独自承担，而是要提升社会化供给。而这又与提升社会福利有很大的关系，需要“分好蛋糕”。

在最后一部分，本书重点谈了新时代的发展机遇。在人口红利的发展时期，生产要素供给有较大的潜力，配置和重新配置有充分的空间。但到了新的阶段，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应该逐渐成为占据主流地位的增长方式。

如何创造新的红利？本书在最后一章，从政府、企业和个人三个不同角度对此进行讨论。

对于政府来说，需要不断提振消费。在相关改革能够带来红利的前提下，应该把这些改革成本的分担和改革收益的分享，都纳入改革的顶层设计。

从企业来说，应该顺应发展大势，使经营战略符合社会的发展目标。比如，把环境、地球、气候和全球化新趋势等广泛的外部性纳入经营函数和发展目标，通过创新向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对于个人来说，则需要顺应人力资本的培养新方向。科学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需要并重，人力资本素质的交叉融合也促进创意的产生。“软技能”或许是新一代劳动者提升学习能力、就业和创业的重要因素。

从这个意义上看，这本书并不仅仅只是提出了一些人口应对方案，也包含对中国经济如何推动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深入思考。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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