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地瓜经济”为特征的民企大省浙江，头部企业的投资“藤蔓”延向何处？近日，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的一份课题报告首次给出了明晰的答案。

(相关资料图)

该课题组以浙江省711家大型企业及其在省外投资控股的7926家公司为样本，分析了浙江大型企业在外投资的趋势特征。这711家大型企业主要是浙江境内外上市公司，以及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注册地在浙江的企业。

也就是说，本次调研对象基本涵盖了浙江的龙头企业，是浙江块茎最壮实的“地瓜”，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与样本意义。

经历三次跨越

投资“回流”长三角

将小生意谈成大买卖，将小作坊变成大企业。秉承“四千精神”的浙江企业家，投资足迹遍布全国乃至全球。那么，从国内投资看，浙江企业的投资轨迹又是怎么样的？

该课题研究给出了答案——浙江省对外投资经历了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地区再到长三角聚集的三次跨越：

2000年以前，浙江省74.7%的对外投资在东部省份、32%的对外投资在上海。

2000-2017年，浙江省加大对中西部省份的投资，投资占比从2000年的27.1%提升至2017年的48.4%，反超东部省份0.4个百分点。

2018年以后，浙江不断增加对上海、苏州、南京、合肥等城市的投资，从2019年起连续3年增速超30%。

根据课题数据，江浙沪皖和广东是浙江大型企业最喜欢“扎根”的地方，在当地投资的子公司数量均在500家以上。其余北京、山东、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四川、新疆等地区，投资数量也均超过200家。

近水楼台先得月。相邻的区位、相近的文化，加之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演进，长三角地区成为浙江大型企业最近4年来最主要的投资目的地。其中，一衣带水的上海，是浙江大型企业最爱“闯”的地方。

数据显示，从2018年到2021年，浙江大型企业共计在上海投资了433家子公司，行业主要分布在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27.3%)、商务服务业(15.9%)；在江苏投资了396家子公司，主要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2.4%)、科技推广和应用服务业(9.3%)；在安徽省投资了247家子公司，主要为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12.6%)、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6.1%)。

对于投资流向的变化，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吕淼认为，过去是求生存、拓空间，浙江企业不得不走出去在更大的范围内去占用资源、占领市场。而现在，浙江企业的投资开始以效率为导向，高效利用各地资源以优化自身的发展布局。

“长三角三省一市在产业基础上各不相同，所以能够更好地形成协同氛围，例如上海开放程度高、江苏智力资源密集，安徽制造基础扎实，利用好各省市的资源布局，有利于发挥各方优势，同时也有利于产业链的时空安全。”吕淼对记者说。

从“制造+市场”

迈向“制造+服务”

应时而变、转型升级，是企业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浙商特有的“拼”的精神、“闯”的劲头和“实”的作风，向产业创新、技术突破的制高点不断发起新一轮冲锋。

课题数据显示，技术密集型企业是浙江对外投资的主力军，占比45.2%，较劳动密集型制造企业、重资产服务企业、轻资产服务企业分别高出27.9个百分点、22.4个百分点和32.7个百分点。并且2010年以后，专用设备制造、汽车制造、电气机械等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投资增长明显。

从2000年到2021年，浙江大型企业对外投资的行业偏好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批发零售业从42.3%下降至21.4%，房地产行业下降3.2%。另一方面，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行业显著提升。

课题组认为，这说明过去二十年，浙江在外投资正逐步从“制造+市场”阶段向“制造+服务”阶段过渡。

图片来源：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

与此同时，该课题也对浙企回流的现象做了研究。结果发现，2014年后，浙江省外浙企回流数量增多，80%以上的回归浙企是在2014年以后流入省内的，其中58.2%的企业来自上海，占比数量最多，包括阿里巴巴(上海)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回流的企业，近6成集中在杭州和宁波。

吕淼认为，在浙江当地生产成本上升、市场外延的情况下，必然会出现向全国各地甚至出海转移的情况，但是需要抱着开明理性的态度去审视这一现象。“浙江企业走出去有竞争有博弈是好事，变相给浙江企业在本地的要素配置、技术升级、成本控制、商业环境等领域施加进步的推动力。同时，我们的政府、行业龙头务必要对产业空心化、产业链省内配套率降低等负面影响引起重视。”

（文章来源：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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